“不提防”的苦恼“收拾起”的信念

程济

李龟年

朱买臣

◎水满则溢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

距离那一场昆曲的演出，已经有一个月了。

孔子听韶乐，“三月不识肉味”，因为其尽善尽美；而那一场昆曲的演出，让人能够回味一个月，因为其雅正清新。一个月前，只是觉得传统昆曲的曼妙非一言尽述，而一个月后，内心彷徨，尤感当乱弹成为“乱弹琴”的时候，当生活又如同乱弹的时候，传统昆曲的滋味绕梁不绝。

4月21日，由北方昆曲剧院主办的“一曲霓裳播千载”袁国良昆曲专场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袁国良上演了《长生殿·弹词》《千忠戮·搜山打车》《烂柯山·逼休》这三出经典的昆曲折子戏。从李龟年到程济再到朱买臣，古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情怀、浪漫与信念，一一展现。

《长生殿·弹词》讲述的是安禄山造反，原本宫廷的伶工李龟年流落江南以卖唱为生。在鹫峰寺大会上，李龟年为众人弹唱，讲述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事，也感慨了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国家兴衰以及个人生活的衰败。

昆曲盛行之时，曾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说。“收拾起”指的是《千忠戮·惨睹》中那句“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而“不提防”便指的是“弹词”里这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足见这两出戏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长生殿·弹词》里李龟年无甚大动作，似乎只是以唱工取胜，特别是“转调货郎儿”，大段演唱，层层递进，是对演唱者极大的考验。但倘若只是听唱，又何必“看”戏呢？倘若只是慕洪昇之词，又何必去剧院呢？舞台之上，如何展现李龟年精神状态的变化，也许才真的是对演员的考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绝对不是今天为了接地气去体验生活，而是从“著名表演艺术家”到“撂地卖艺”的破败、失落、困顿、彷徨，也有着对当年虚景幻象的留恋。当然，这里也依然有着落魄艺人的骨气：固然不是“高渐离击筑悲歌”，那也是“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整体上，“弹词”中的李龟年更多时候应该是颓唐的，眼神中不应该有过多的光芒，但是他又在不经意中流露出那份坚韧。如何演出李龟年的复杂，这是袁国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一位中青年演员演李龟年是不占优势的，因为身段可以表现衰老，但是眼睛，特别是“眼光”无法表现饱经磨难的沧桑。尤其在唱“九转”的时候，眼睛何时睁、何时眯，何时亮、何时暗，除了配合唱词以外，尺寸的拿捏方见演员对人物、对唱词、对这出戏的理解。其实，这一天的“李龟年”还是有些“紧”，过于血气方刚了。演唱技巧无挑，但音高嗓险，失之自然，倒真有些伍子胥之“气相”了。

对于戏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瑕疵，但对于演员本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李龟年终究老了，面对盛世变衰，幻象破碎，万事成空，唯一的念想便是“待我慢慢的传与你这一曲霓裳播千载”；而袁国良呢？乃至于更多的中青年演员，他们的人生正行至中途，“待我慢慢的传与你这一曲霓裳播千载”于他们而言，并非末路时的念想、穷途时的慰藉，而是困顿中的理想、彷徨中的信念。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演员来说，当然要传作者之言，以彰显教化，但是也要传自己之音，才能有个性之志。“瑕疵”本身又何尝不是艺术魅力中的一部分呢？

等到《千钟戮·搜山打车》，袁国良的特长便尽显无遗了。

这出戏讲述了大臣程济保护剃发的建文帝隐居深山16年，被永乐帝的大臣严镇直拿获。严镇直曾经做过建文帝的工部尚书。程济以口才说服严镇直放了建文帝，严也因羞愧难当终自刎而死。

这出戏被列入了《昆曲身段谱》，而在昆曲的传承过程中，这出戏的表演路数又以南昆、北昆分为两种。而现在上演的则是南昆演法。南昆演法又分为两个路数，一脉为徐凌云留下并记载于《昆曲表演一得》，一脉为郑传鉴留下并记载于《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后者又为计镇华所习。而袁国良学艺于计镇华，想来他的表演便是遵循于郑传鉴这一路了。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位帝王身边的文人，本当拘谨，恪守礼度，更何况孤忠至此，怎么能如此“舞之蹈之”呢？然而，在这繁复的身段里，我们看到的不止戏中演员塑造人物之美，更是一种规矩之中的鲜活之美。这种鲜活，既有着提炼于生活的会意与指示，又有编剧者与演剧者对人物精神的理解和评判。

我无法说出袁国良每一个动作的名称，只觉得他是读懂了程济的。繁复、细腻的动作构成了一个人物形象的幻境。忠义，本不应该获得“草诏”中方孝孺的“惨象”，反而应该是轻灵的、超脱的、优美的。中国人总是讲究“气”的，不管那些具体的动作是展现程济喜怒悲乐忧恐惊的哪一“相”，但终究对于忠臣的“气”，便应是超凡脱俗且雅致归真的。这也是古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守护者最高的致敬吧。

今人或许认为程济等人对建文帝乃是“愚忠”，当然更无法理解已经是永乐帝臣子的严镇直就因为一个文人寥寥几语的刺激自杀而亡，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人实在过于“精致利己”了吧，许多人已经不能理解那种把忠孝节义视为不可丧失的精神家园，而背负者又将面对怎样的良心拷问。

程济说严镇直“你也曾立朝端，首领鹓行，食禄千钟，紫绶金章，顿忘了圣德汪洋，到如今反颜事敌，转眼恩忘”，这无异于对知识分子最高羞辱。

与之前李龟年的“着相”相比，袁国良的程济则自然顺畅了许多，也许因为某种角度而言，他也是一位坚守者吧。如今，原本就是花部的京剧已经花得不能再花，在这个传统艺术“顺俗而下”的日子里，雅部的昆曲又能坚持多久？这样的坚持有意义吗？或许，袁国良对程济的演绎便是他内心的答案。

“弹词”给予人在绝望之中以希望，“搜山打车”展现了人在绝境之中的信念，那么《烂柯山·逼休》呢？

朱买臣，一介穷儒，手无缚鸡之力，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其他生活之事一概不通。结果，其妻子忍不住穷困，逼着朱买臣写休书。

这一折戏属于“感情戏”。朱买臣的情绪可以归结为“三笑三哭”：在被崔氏逼迫写休书之初半信半疑的尬笑、逐渐察觉到崔氏并非玩笑的苦笑、看到崔氏拿出银子的强颜欢笑；崔氏走后朱买臣昏倒醒来顿觉悲伤酸楚的哭、看到休书而心生耻辱的哭、物是人非感慨自己空读诗书却落魄至此的嚎啕大哭。

无论是表现朱买臣雪天上山打柴的艰难，还是展现朱买臣劝阻崔氏，袁国良的表演不着痕迹，自然而生，雪地滑倒的动作，出其不意恰到好处。唯有到最后，妻子离开，朱买臣一人在痛苦独白，此时的表演，袁国良痕迹明显，给人以“声嘶力竭”之感。

原以为是火候不够，又复查了他之前的演出视频以及计镇华的演出视频。二人的演出差异很明显，其中一个例子是计镇华在处理“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撇得下”这句话时，“提得起”手指向上，眼睛圆睁，“起”字用假音，刚到山顶便急转直下，到“撇得下”的“下”字时，复又圆睁双目，右手指地，挺胸嘴里似乎鼓着一口气，继而一阵“放大”的抽泣，再咬着牙根说“不要哭”，此时引起了观众的一阵笑声。

这阵笑声说明一个问题，演员对朱买臣的距离始终在“是”与“非是”之间徘徊，这便让观众始终与舞台或者剧目本身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样观众才能去思考和判定朱买臣。观众的“笑”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理性认识的感性表达。

但袁国良的处理，尤其是在“下”这个字及后续的表演上，则没有计镇华的那种节奏，眼睛的处理，语调的处理，仿佛告诉观众台上的演员不再是“演”朱买臣，而“是”朱买臣了。

坦率地说，此时的舞台上，我看不出旧时知识分子在生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的自卑自怜，只是看到了现实中不在少数的一些人在生活窘迫下的呐喊，他们除了知道“不要哭”的自警自劝，已经无法解决眼前的困苦，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出路在哪里。

此时的朱买臣，不再是迂腐的古代人，而是一位至情至性、无以为计的现代人。一出传统的昆曲，也便在舞台上具有了现代性的思考。

从李龟年到程济到朱买臣，三出折子戏，似乎也隐喻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希望，信念，生活，一言难尽。